青唐夢——關于“佛子”和“大師”的故事

公元842年，吐蕃贊普朗達瑪被不滿其滅佛政策的僧人所刺殺，吐蕃王朝就此崩解。青海進入無休止的戰(zhàn)爭當中。

為延續(xù)佛法，被后人稱為三賢哲的藏饒賽、約格迥和瑪爾釋迦牟尼逃離西藏來到青海，在河湟收下一個19歲的少年穆蘇薩巴為徒，法名貢巴饒賽，意思是通達佛教教義。他的出現(xiàn)，徹底改變了青藏高原佛教零落凋敝的面貌。

他在青海東部建寺修塔，弘揚佛法，信者益眾，信徒們尊稱貢巴饒賽為喇欽，意思是大師。此時，就連西藏上層也聽聞了貢巴饒賽的大名，資助魯梅·楚臣喜饒等10人前往宗喀也就是今天的河湟地區(qū)習佛。藏傳佛教史以這一年（公元978年）為后弘期的開始。這股自東路傳來的藏傳佛教復興勢力，史稱下路弘法。

混亂的青海不僅渴望宗教帶來的暫時安寧，更渴望新吐蕃的出現(xiàn)，直到一個人的出現(xiàn)，使這一愿望才得以實現(xiàn)。這個人，是吐蕃贊普家族的后裔，他叫作唃廝啰。

唃廝啰，這個名字在吐蕃語中是佛子（也有說是王子）的意思。這個在吐蕃人的心目中帶有神圣靈光的王室后裔，被帶回了河湟。一個有著高貴血統(tǒng)的人又有了一個無比崇高的宗教身份，那對于青海各族來說，絕對是權威中的權威。

唃廝啰統(tǒng)合了宗喀地區(qū)的諸豪族大酋，備起一支足以與北宋、西夏、于闐相抗衡的軍政勢力，保障了河湟地區(qū)的安寧。

貢巴饒賽興教化、傳佛法，引導宗喀地區(qū)的人心，穩(wěn)定宗喀地區(qū)的社會秩序。唃廝啰以佛教權威整合吐蕃諸部，將宗喀地區(qū)的宗教文化事業(yè)推到巔峰。

唃廝啰定都青唐城，也就是今天的西寧。唃廝啰在青唐城西郊的青唐水（今西寧南川河）與宗哥河（即湟水河）交匯處的西部平原劃出五六里的地方，建立了有房屋千余楹的大寺院，并塑起金身大佛像、十三極佛塔。唃廝啰不但本身信奉佛教，號稱佛子，還在有高數十尺，飾以珍珠，覆以羽蓋的金治佛像前和論布（大臣）們處理政務，融政教于一體。

僧人的數目增加了，僧人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更可間接影響乃至直接參與國政。河湟地區(qū)出現(xiàn)了許多規(guī)模宏大的寺院。在唃廝啰的大力推動之下，藏傳佛教的政教合一制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

佛子與喇欽在不同層面上的分工合作，起了相互加乘的作用，使宗喀成為當時有史以來最繁榮昌盛的地區(qū)。

在唃廝啰治理河湟的幾十年中，恢復和保護了中西商路，促進了國際間經濟文化的交流。青唐成了當時的國際城市，城內胡商簇擁，寶貨山積，據《青唐錄》載，城東定居的各國商人就有數百家之多。

唃廝啰死后，河湟地區(qū)再次陷入混戰(zhàn)當中，最后在北宋和西夏的雙重夾擊下，宗喀王國因為內部的紛亂而被北宋所滅。

青海從公元842年發(fā)生內亂直到被蒙古征服，在這漫長的300多年中，一直處于黑暗的分裂時期。但是，唃廝啰對河湟地區(qū)的統(tǒng)治時期卻是這個黑暗時期中的一個閃光階段。以唃廝啰為原型的格薩爾王傳說才會從宗喀地區(qū)往整個青藏高原流傳開來，英雄格薩爾史詩傳唱至今。

元明時期民族遷徙與移民—— 深藏歷史背后的文化記憶與族群互動

1227年，蒙古大軍承西征中亞的余威，進入青海，在青海東部建立土官制度，封土酋為土官，后在中央機構中設立宣政院管理藏區(qū)行政事務，開始了對青海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統(tǒng)治。

蒙古大軍在西征過程中，把編為蒙古國的“西域親軍”“諸道回回軍”“阿速回回軍”“阿兒渾軍”“探馬赤軍”“哈剌魯軍”等帶到了東方，除了部分工匠、官仕、商人、學者、醫(yī)師等外，大部分分散安置在了中國各地，人數逾百萬?！睹魇?middot;西域傳》說，“元時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肅者甚多”。當時的甘肅還包括今青海東部在內。

撒拉爾人東遷，是這一大潮流中被簽發(fā)東來的浩蕩隊伍中的一支。他們遠離家鄉(xiāng)，歷經千難萬險，來到了黃河岸邊今天的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不過，在民間傳說中，撒拉族的東遷原因，被演繹成國王迫害的偷牛事件。

在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帝國的支持下，藏傳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元朝時期，薩迦教派和噶舉教派均得到過皇室的敬奉，勢力臻于鼎盛。忽必烈即位后，奉八思巴為帝師，負責掌管全國佛教事宜并統(tǒng)轄吐蕃地區(qū)的軍政事務，凌駕于藏傳佛教諸派之上。忽必烈之后的元代諸帝，皆奉薩迦教派高僧為帝師，任命薩迦教派僧人為統(tǒng)治青海的代理人。

明王朝基本上承襲了元代對藏區(qū)的制度和措施，改變了元朝單一扶植某個教派的做法，“多封眾建經分其勢”，對有影響的佛教各派首領均加封號。最高的封號是“法王”，先后封噶舉派得銀協(xié)巴為大寶法王，封薩迦派昆澤思巴為大乘法王；次等封號是“王”，如贊善王、護教王、闡化王、闡教王、輔教王等；其下還有大國師、國師、禪師等名號。

藏傳佛教教派林立，造成對經文的理解歧見紛呈，最終出現(xiàn)僧侶戒律廢弛的現(xiàn)象。出生在青海湟中的羅桑扎巴即宗喀巴大師，他決心改革宗教流弊，以戒為根本，整頓宗風，重塑道德倫理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使得佛教在雪域高原重放異彩。他所創(chuàng)立的教派被稱為格魯派，即黃教，成為藏傳佛教重要教派，此后引入轉世制度，就有了達賴和班禪兩個活佛世系。

1370年，明軍進入青海東部地區(qū)，實行衛(wèi)所制，設立西寧衛(wèi)，西寧衛(wèi)下先后設立左、右、中左、中、前、后六個千戶所，并進行大規(guī)模屯田和駐軍防務。當時軍隊人員的主要來源是籍選，亦即垛集軍，是由戶籍中抽丁而來。軍戶出正軍，但防守或屯種由其出余丁供給。因此，全國各地的漢族大量進入青海河湟地區(qū)從事屯田或戍守。也有很多人定居下來，逐漸成為青海的主體民族。

青海民間廣泛流傳著一種說法，青海漢族是從南京竹子巷遷來的。但其實，“竹子”實為“垛集”，所謂的竹子巷或者珠璣巷，據考證并不存在。其故事的大致情節(jié)是：在明朝洪武年間的某個正月十五日，南京竹子巷的民眾在演出社火時捆扎了一個大腳馬猴，有位大臣認為這侮辱了馬皇后（隱射馬皇后腳大而丑，當時的女人以小腳為美），朱元璋便將這些老百姓都發(fā)配到了西部。這個故事有多個版本，在青海民間至少流傳了幾百年。

至明末，地域遼闊、水草肥美的青海湖流域和青海西部吸引北方蒙古部落駐牧青海。1636年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南征青海，到61歲時，固始汗完成了統(tǒng)一青、藏、康區(qū)的大業(yè)，成為青藏高原的最高統(tǒng)治者——全藏三區(qū)之王。他將首城遷到拉薩，在布達拉宮設無畏獅子寶座，作為自己的行政處所，囊括整個青藏高原的和碩特汗國從此建立。

蒙古封建主和格魯派喇嘛們的聯(lián)系不斷加強，最終促成了五世達賴喇嘛與固始汗的結盟，格魯派擊敗噶舉派成為廣大蒙藏地區(qū)占統(tǒng)治地位的教派。

明代，奠定了今天青海漢、藏、回、土、撒拉、蒙古族6個主體民族的根底。

清代的祭海與會盟—— 關于傳統(tǒng)、信仰、權力與國家秩序

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新疆的蒙古準噶爾部派兵攻殺了和碩特汗廷的拉藏汗，青海和碩特在西藏的勢力全面崩潰，清廷順勢入藏驅逐了準噶爾勢力。在擊潰了在拉薩的準噶爾入侵部隊之后，清廷對西藏實行了直接統(tǒng)治。

固始汗的孫子羅卜藏丹津，想承襲祖業(yè)，繼承汗廷王位的愿望徹底落空，趁康熙帝駕崩、雍正帝新立及清軍撤防之機，悍然舉兵反清。但清廷很快平息了叛亂。

羅卜藏丹津之亂使清廷深刻認識到青海地理上與西藏、新疆犬牙交錯及“安藏必先安青”“安疆必先安青”的重要性，在平定羅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之后，制定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條》及《禁約青海十二事》，確定青海諸臺吉游牧地界，依照內札薩克例，實行盟旗制度，在藏區(qū)實行千百戶制度。派官員清查藏族各部落戶口，劃定地界，因俗設官，分別賜予千戶、百戶等頭銜。由中央設置辦事大臣進行管理。

清廷規(guī)定，西寧辦事大臣總管青海蒙藏部落和地區(qū)政教一切事務，其中包括蒙古王公及札薩克的封爵承襲，藏族千百戶頭人的任免，各寺院活佛轉世事宜；稽查各旗、部落的戶口、牧畜、田畝；管理、控制蒙藏各旗、部的茶糧貿易；受理蒙藏兩族間的各種糾紛和命盜案件；會同陜甘總督、駐藏辦事大臣及四川督撫協(xié)調處置有關甘青、青藏及青川之間的有關事宜；定期查旗和主持祭海會盟。

祭海是承襲蒙古族的舊制，對普通蒙古人來說是信仰崇拜的一部分，但經過羅卜藏丹津事件后，清廷巧妙地將其轉變?yōu)樽陨碚喾盏囊豁棛C制，這時青海湖畔的祭海不再是屬于純宗教形式的，而被賦予了與會盟一樣的政治使命。

有清一代，每年農歷七月十五，西寧辦事大臣都會準時主持由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戶參加的祭海儀式。按照祭海會盟日程安排，首日祭海，待祭海儀式結束后進行相應的文藝娛樂活動；次日會盟，舉行會盟及會宴。每次祭海前，西寧辦事大臣作為主祭官，都要提前知照陜甘總督以便由其在所屬的西寧道、西寧鎮(zhèn)總兵、西寧知府等高級文武官員中選派一名陪祀官前往參祭。

乾隆年間西寧道僉事楊應琚纂《西寧府新志》曾就雍正之政評道：“西寧以弱系而懸極塞，由漢以來已內屬，湟中自漢、晉、唐、宋、元、明來興廢無常，命名各異。改為郡，隸二縣、一衛(wèi)、一所，則我世宗憲皇帝（雍正）平定青海時制也。” 他又贊曰，世宗憲皇帝摧敗羅卜藏丹津之亂，“永定西陲”“盛朝開辟既遠”，青海“骎骎乎內郡矣”。意思是說，雍正后，青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管轄下的行政管理體制。

自雍正之后，長期遭受蒙古貴族壓迫的藏族經過羅卜藏丹津之亂，逐漸擺脫了蒙古貴族的統(tǒng)治，經過雍正與乾隆年間的休養(yǎng)生息，社會經濟有所發(fā)展，到嘉慶年間，黃河以南的藏族大量遷居青海湖地區(qū)，到道光年間，藏族人口越來越多，已經占領統(tǒng)治地位。到清咸豐年間，黃河以南的藏族部落剛察、汪什代海、千卜錄、拉安、都受（今都秀）、完受（今完秀）等八族移牧于青海湖周圍，形成了環(huán)海八族。

雍正十三年 （公元1735年）， 清廷結束了延續(xù)近2000年的茶馬互市制度，官方所用的馬匹通過貢賦形式征集，茶馬貿易轉由民間經營。西寧等城鎮(zhèn)成為民族貿易的中心，乾隆時期就出現(xiàn)有山西、陜西等地商人辦的商號、會館。蒙藏各部與內地貿易地點由那拉薩拉 （今日月山） 改在丹噶爾，使丹地商業(yè)發(fā)達，人口增加。嘉慶、道光時期，商業(yè)十分興盛，成為農、牧區(qū)之間貿易的重要市場。青海所產羊毛——西寧大白毛，因優(yōu)良的品質，在國際市場上廣受贊譽。隨著西方探險者和傳教士的到來，青海逐漸被外部世界所認識。

民國風云——馬步芳家族對青海的統(tǒng)治

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有一支較為特殊的武裝力量，他們基本以家族、血緣和宗教為紐帶，起于草莽，興于亂世，在各種勢力間縱橫捭闔，一度占據了甘肅、青海、寧夏的全部，以及新疆的大部，幾乎控制了整個西北地區(qū)。他們崇尚武力，嗜血好殺。戰(zhàn)馬和軍刀是他們對內和對外永遠行之有效的法寶。這支武裝，就是西北馬家軍。

馬家軍發(fā)家史可以追溯到晚清。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受陜甘回民起義影響，臨夏漠泥溝阿訇馬占鰲率河州回、東鄉(xiāng)等族群眾起義。在左宗棠剿撫下，馬占鰲與同鄉(xiāng)馬海晏、馬千齡等人在廣河太子寺戰(zhàn)役后挾勝而求撫，乘勝降清，成為左宗棠平叛西北的重要將領，他們用同胞的鮮血向清廷證明了自己的“忠誠”。

馬占鰲本人并沒有當上什么大官，但他為自己的子女和部將馬海晏、馬千齡鋪平了通往官場的道路。馬占鰲死后，馬安良繼父職，馬海晏死后，馬麟繼父職，馬千齡死后，馬福祥繼父職。至民國初年，在甘青寧逐步形成地方武裝割據勢力，他們互為犄角、雄霸一方。馬安良之子涼州鎮(zhèn)守使馬廷勷、甘州鎮(zhèn)守使馬廷賢，稱為西軍；綏遠都統(tǒng)、寧夏護軍使馬福祥及其子侄馬鴻逵、馬鴻賓，稱為寧馬軍；馬海晏的兒子甘邊寧海鎮(zhèn)守使馬麒及弟馬麟，稱為寧海軍。

尤其是馬麒先后擔任西寧鎮(zhèn)總兵、青海蒙番宣慰使、甘邊寧海鎮(zhèn)守使、青海省政府主席等職，在西寧延攬幕賓，著手組成一套完整的官僚政治體系，“提倡實業(yè)，擴廣土產，殖邊實邊，就地措款，注重人才”，受到北洋政府、西北軍馮玉祥部和國民政府的高度重視。1919年，馬麒通電反對英國侵略西康地區(qū)的西姆拉會議，挫敗了英國策劃“西藏獨立”而劃分“內、外藏”以分裂中國的陰謀活動，贏得了國內各族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1929年1月1日，青海正式建省。

馬麒生三子，長子馬步青，次子馬步芳。1931年，馬麒因病去世，由其弟馬麟代理省政府主席。不久，馬步芳靠蔣介石的支持，獨攬軍政大權于一身，其實力得到快速擴充。1936年年底，馬步芳率部進攻紅軍西路軍，犯下了累累罪行?？箲?zhàn)期間，馬步芳派出一個騎兵師上前線，作戰(zhàn)英勇，曾發(fā)生過“馬家軍士兵不愿做俘虜，數百名騎兵投河自殺”的壯舉。1949年5月，馬步芳被任命為代理西北軍政長官，實現(xiàn)了他夢寐以求的當“西北王”的夙愿。1949年10月，馬步芳逃往臺灣。

從馬占鰲起，諸馬競起。根據他們所處的年代、輩分以及力量的大小，以上世紀30年代初為界線，有“老小五馬”“三馬”之說。“老五馬”，指的是馬福祥、馬麒、馬麟和馬廷勷兄弟。“小五馬”，則為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和馬仲英。這其中，馬鴻賓和馬鴻逵是堂兄弟，馬步芳和馬步青為胞兄弟，馬仲英則與馬步芳兄弟為近族兄弟。但能夠給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青海馬步芳、寧夏馬鴻逵、甘肅馬鴻賓三人，三人作為最有實力的軍閥，實現(xiàn)了“西北三馬”的政治組合，一定程度上，占據了上世紀40年代中國大西北的歷史舞臺，用“鐵血”實現(xiàn)了解放前對于大西北的軍閥統(tǒng)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