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采訪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尚君教授和兩位年輕學者，他們用7年時間，穿越回唐亡宋興中間那70年的五代十國，完成一個大項目：修訂點校本新舊《五代史》，用各種文獻整理互證，還原歷史——“二十四史”點校整理，曾是新中國規(guī)模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代表當時中國文史研究的最高水準。讓人意外的是，據(jù)說這份聰明人做的笨功夫，卻比不上發(fā)幾篇論文“有用”，因為沒有列入重大項目，也就申請不到基金，他們不光收入微薄，評職稱也沒有競爭力。

雖然，用薪酬、用職稱、用官位、用房子車子、用值不值得去評價正在探觸中華歷史最幽微曼妙內(nèi)核的陳尚君們，是一種唐突和褻瀆——因為他們對此甘之如飴，但大學教師的不平則鳴也值得傾聽。獲評四川大學首屆“我最喜愛的十大老師”的周鼎，去年曾在網(wǎng)絡上發(fā)表“自白書”，激憤地說“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不光是大學，科研機構也不乏相似的郁悶。本報新近推出“拆掉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籬笆”系列報道，開篇的《科學家該掙多少錢？》替一些科研人員倒了苦水——收入低、不穩(wěn)定，從事基礎研究的更深陷窘境：“每個月只能算計著過日子，一度懷疑十年寒窗有什么意義”；“一旦哪年沒爭取到課題，就只能拿一兩千元基本工資”。

這里涉及的，往近了看是大學與科研機構的評價機制問題?；A科研不能急功近利，是否要把科研人員逼到跑項目謀生存的路上去？大學教師，教得好是否一定不如寫得好？基礎學術積累的價值，是否一定比不過發(fā)表論文？這恐怕不僅不符合常識，也有違大多數(shù)人的感受和認知。

往遠了看，這種一刀切的評價機制最終傷害的，是人才。各路人才能否脫穎而出，能否激發(fā)出源源不絕的創(chuàng)新動力和活力，關鍵要看評價、分配和激勵這三個環(huán)節(jié)是否足夠到位。百花齊放，就得允許春蘭秋菊各擅勝場。牡丹再美，也不能成為獨一無二的標準，否則必將挫傷百花的生長環(huán)境。

深化改革，恐怕也將觸及人們期待已久的科研與教學評價、分配與激勵機制，目的就是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chuàng)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fā)科技作為第一生產(chǎn)力的巨大潛能，讓人才各盡其用，讓“陳尚君”“袁隆平”們都能各展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