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先生新著《柳齋蘭亭考》，匯聚歸納了他多年研究《蘭亭序》的成績，其中最重要的論述，是《〈蘭亭序〉的“攬”字與六朝士族的避諱》一章（下稱“《攬》文”），作者在后記中說：“就《蘭亭序》真?zhèn)螁栴}提出了迄今為止無人注意到的問題。”
《攬》文主要觀點(diǎn)是：《蘭亭序》中兩次寫到“攬”字，是王羲之為了避諱曾祖名字中的覽字（王羲之父親王曠，祖父王正，曾祖父王覽），加了扌偏旁，改覽成攬?！稊垺肺挠滞ㄟ^考察魏晉時期避諱方法，認(rèn)為用攬?zhí)娲[來避諱，不合乎當(dāng)時的避諱規(guī)范。以王羲之的士族子弟身份，不可能連續(xù)兩次以錯誤的攬字避諱。由此推論，《蘭亭序》后半部分文本，可能并非出于王羲之手。如果連文章都不是王羲之寫的，《蘭亭序》書跡是否出于王羲之親筆，就更可疑了。
《攬》文的推論，其前提條件似乎還存在疑問：第一，《蘭亭序》中的攬字，是否可能并非避諱？第二，即使書寫攬字是為了避諱，這樣寫就一定違反當(dāng)時避諱的規(guī)范嗎？
先說第一個疑問，即王羲之在《蘭亭序》中書寫攬字，可能并不是避諱。
晉初國諱，只上溯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代（司馬師、司馬昭為兄弟，實(shí)際避諱到祖父），司馬懿以上不須避諱。當(dāng)時的太常博士孫毓認(rèn)為不妥當(dāng)，主張追諱七廟，上《七廟諱字議》，文中說：
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按即祖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群祖。
奏議雖然討論的是國諱，但從一個側(cè)面證明，當(dāng)時士人避家諱可能只避諱祖父與父親的名字。
《攬》文整理出魏晉時期士族犯諱實(shí)例27個，其中避諱父親名字的19個，避諱自己名字的3個，避諱祖父名字的2個，另有國諱1個，官諱1個，不確切名諱1個。在2個避諱祖父姓名的實(shí)例中，又是將父親與祖父連在一起避諱的。由此可見，當(dāng)時單獨(dú)為祖父避諱的實(shí)例已少，為曾祖避諱的實(shí)例更似未見記載。
還有一個反例旁證。東晉時期的著名文學(xué)家陶淵明，其祖父名茂（《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但《陶淵明集》中的《擬古九首》，其九有：“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淵明集》版本極多，也有宋本傳世，據(jù)中華書局1979年的校勘本可知，這一詩句中的茂字，傳世諸本并無改異處?？梢娞諟Y明并不避諱其祖父之名。
因此，王羲之可能并不一定避諱曾祖父的名字。
如果王羲之不避諱覽字，《蘭亭序》中“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與“后之?dāng)堈咭鄬⒂懈杏谒刮?rdquo;這兩處，按其文義，都應(yīng)該直接寫為覽，這里寫成攬，是什么意思呢？
按《蘭亭序》書跡中，有很多使用通假字的情況。錢基博先生所著《中國文學(xué)史》中，錄有改正通假字之后的《蘭亭序》全文，比對如下：
修稧事也（稧通禊）
此地有崇山峻領(lǐng)（領(lǐng)通嶺）
悟言一室之內(nèi)（悟通晤或寤）
雖趣舍萬殊（趣通趨）
怏然自足（一說筆誤，應(yīng)為快然自足）
及其所之既惓（惓通倦）
亦由今之視昔（由通猶）
既然王羲之在書寫過程中屢用通假字，攬字也有可能是一個借用的通假字。
攬字《說文解字》沒有收錄，后來多認(rèn)為《說文解字》中收錄的擥字，俗寫作攬（王筠《說文句讀》），其本義是撮持、斂置，又引申為總攬、聚攬之義。把擥（攬）的字義代入《蘭亭序》，似乎也可以說通。“后之?dāng)堈咭鄬⒂懈杏谒刮?rdquo;——可以是指把寫有《蘭亭序》的這張紙持在手中的時候，也將引發(fā)對文章的感懷。“每攬昔人興感之由”，結(jié)合下一句“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可以是說總攬所有前人興起感懷的由頭，如果“合一契”，沒有不“臨文嗟悼”的。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東晉孫盛著《魏氏春秋》，說諸葛亮“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這里的擥也是同樣的意思。
而且，攬字本身也有看的意思。《莊子·在宥》：“此攬乎三王之利”，漢代枚乘《七發(fā)》：“流攬無窮，歸神日母”，乃至明代《徐霞客游記》：“攬洞前形勢”，都用的是以攬為看的意思。從這個角度說，王羲之書寫攬字，可能只是如前面那些字例一樣，寫了一個通假字而已。
下面再說說第二個疑問，即王羲之為曾祖王覽避諱，把覽字改寫成攬，可能并不違反當(dāng)時的改字避諱規(guī)范。
《攬》文主要論證的，是用攬?zhí)娲[來避諱，不合乎當(dāng)時應(yīng)有的避諱禮法。確如《攬》文所言，如果用改字的方法避諱，更規(guī)范的是用一個字義相通，但字形、字音不一樣的字來替代，即同訓(xùn)代換。如避諱晉武帝司馬炎，遇炎字就改為盛字；避諱晉元帝司馬睿，遇睿字可改為明字。這樣的避諱方法，多用于避國諱，《攬》文匯集了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國諱30余例，茲不重述。
而士人間避私諱或家諱，《世說新語·文學(xué)》第77則頗有代表性：庾闡寫《揚(yáng)都賦》，有一句“比德則玉亮”。當(dāng)時另一位重臣庾亮要來看這篇賦，為了避諱庾亮的名字，庾闡就把此句改為“比德則玉潤”。這代表了祁小春先生認(rèn)定的當(dāng)時改字避諱之規(guī)范。
但是，類似王羲之以攬代覽，用改易偏旁來改字避諱，也有不少例子。陳壽作《三國志》，為了避諱司馬懿，將張懿的名字寫成張壹，減損了懿字的偏旁。當(dāng)時，為了避諱司馬師，將傳說中的風(fēng)神——風(fēng)師，改稱風(fēng)帥，也是用減損字的筆畫來避諱。
更有代表性的，是《攬》文反復(fù)舉證的王舒之例：朝廷讓王舒擔(dān)任會稽內(nèi)史的官職，王舒是王會之子，為了避諱父親的名字，王舒表示不能去會稽做官。后來朝廷將會稽改為鄶稽，王舒不得已只好去任職。這個例子固然可以說明，將會添加偏旁改成鄶，并不嚴(yán)格符合避諱規(guī)范，所以王舒并不滿意。但同時也恰恰說明，改易偏旁改字避諱的方法，當(dāng)時也是使用的。當(dāng)然，會與鄶不但字形不同，字音也不同，而王羲之改覽為攬，雖然字形不同，字音卻相同——兩者比較，王羲之是自己可控的改字，王舒是自己不可控的改字，王羲之反而改得更不嚴(yán)格——但這些情況是否可以理解為，這兩者是寬嚴(yán)之分，并非對錯之別？
與此類似，當(dāng)時避諱司馬昭的名字，將昭改作邵或韶，也是通過改易偏旁進(jìn)行避諱?！稊垺肺膶Υ说慕忉屖牵@些改易偏旁的避諱，字音、字形乃至字義都不同，而攬與覽字音相同，所以不合規(guī)范。用改易偏旁的方法改字避諱，一定要字音不同才可以嗎？
公認(rèn)比較可信的王羲之傳世書作（摹本或記載）中，王羲之寫過“政”與“征”字：《十七帖》中，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淳化閣帖》中，有“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與此同時，王羲之還會將正月，寫成初月。
對待這一現(xiàn)象，從宋代起，人們一般認(rèn)為，這是王羲之避諱祖父王正之名，或者用政、征替代正；或者回避正字，改用初字。
這兩種情況，后者“以初代正”符合改字避諱的嚴(yán)格規(guī)范，問題出在前者。政與正，都是“之盛切”，同音。征，《說文解字》“從辵，正聲”。這兩個字與攬字的情況一樣，改字避諱而字音相同。
如果按照《攬》文的推論觀點(diǎn)，《十七帖》與《淳化閣帖》中的這兩段，也應(yīng)該是偽作。
《攬》文欲證明覽改攬不符合避諱規(guī)范，從而認(rèn)定《蘭亭序》之偽，但同時又不能否定出現(xiàn)類似情況的《十七帖》、《淳化閣帖》之真，因此解釋說，王羲之用政、征替代正，并非是避諱，只是同義字之間的假借。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正與政如果作為名詞，如正月，就需要避諱，所以王羲之才把正月改作初月，而不能不規(guī)范地把正月寫成政月。正與政、征如果作為動詞、副詞，詞義可以互通，此時將正寫為政或征，是假借，不是避諱。也就是說，如果詞性是名詞就要避諱，詞性是動詞、副詞、就不用避諱。既然不是避諱，則同音無礙。至于古人為何只避諱名詞，《攬》文認(rèn)為避諱目的是避諱先人之名，所以名詞避諱要求最嚴(yán)。
二是正作為政、征的部首字，如同橫、撇、捺等筆畫，因此可以存其音形而不諱。
名詞、動詞、副詞之分，爰自近代，古人用字并無此類概念，如何按詞性避諱？即便今天按詞性分析當(dāng)時避諱情況，《世說新語》記載，桓溫的兒子桓玄，聽人說到“溫酒”，認(rèn)為犯了自己的家諱，便以手巾掩淚。此處溫酒之溫就是動詞，同樣要避諱?！妒勒f新語》又載，鐘繇之子鐘會，被別人用家諱開玩笑，說他“望卿遙遙不至”；《南史》載王彧之子王珣，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一句，被人問何不避諱。這里繇和遙、彧和郁都是字義互通的通假字，而且也都沒有作為名詞使用，可見非名詞的通假字，同樣要避諱。此其一。
政字的部首，可以是正，也可以是攵；征字的部首，則是彳，正在政、征二字中，并非部首字。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顏氏家訓(xùn)》載，有避諱云字的人，將紛紜改為紛煙，云之于紜，也類似《攬》文所謂“部首”的一部分，且紛紜并非名詞，為何也要避諱？此其二。
漢字有多義性的特點(diǎn)，從一個字引申出來，常兼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諸多詞性，若以此作為是否避諱的依據(jù)，未免繁難無據(jù)。
綜上所述，王羲之在《蘭亭序》中兩次書寫攬字，可能并非是為了避諱，也可能添加部首的同音改字避諱方法，在當(dāng)時是可以的。因此，從攬字的避諱角度，不能推論出《蘭亭序》后半部分文本有問題，無法為《蘭亭序》真?zhèn)翁硪粍e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