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綿延不絕，中國歷史常讀常新。小說《覺醒年代》濃墨重彩的是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機關(guān)刊物期間新文化運動的前因后果，各大歷史事件，各色階層人物，各方政治勢力，各種思潮主義，魚龍混雜，眾聲喧嘩，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lǐng)風騷好幾年。而在這“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強敵”的時代，始終貫穿著一個醒目的主題，那就是文化的沖突與覺醒，這種沖突與覺醒既存在于本國舊文化與新文化之間，也存在于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之間，前者決定了我們究竟要建設(shè)怎樣的中華文化，后者決定了我們究竟要走怎樣的中國道路，二者的根本旨歸在于喚醒沉睡的中國雄獅，讓中國人掌握自己的命運，讓中華民族得以復(fù)興。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F(xiàn)代中國的文化建設(shè)，是在古與今、新與舊文化的論爭中一點點地確立起來的。在大變革大轉(zhuǎn)折時代，破舊立新是大勢所趨，厚今薄古是時代所向。小說尊重歷史并力求還原歷史，有意將新舊文化人物對照刻畫，以呈現(xiàn)當時文化沖突的激烈性與復(fù)雜性。究竟如何看待文化的古與今、新與舊？在“北上風云”一章，蔡元培和陳獨秀有一番對話，很有意味。陳獨秀和辜鴻銘的爭吵，讓蔡元培想起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各種思想的大撞擊引發(fā)出了中華文化的繁榮發(fā)展，造就了后來大秦帝國集權(quán)政治的鼎盛期，中國歷史完成了一次大轉(zhuǎn)折”。主張“學術(shù)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努力將北大打造成古與今、新與舊各種思想百家爭鳴的大舞臺，為新文化的誕生培植沃土，由此推動社會和政治的革新。陳獨秀認為新文化的倡導(dǎo)要“以與舊文化的決裂為基礎(chǔ)”，而蔡元培則認為，“文化是割不斷的。新文化只能在舊文化的襁褓里生長，是對舊文化的揚棄和革新”。文化是次第相續(xù)、舊中出新、古為今用的，這是一種合乎作者心意的辯證統(tǒng)一的文化觀，連“桀驁不馴”的陳獨秀也心悅誠服。正是這種“兼容并包”的文化主張，使得新舊文化、古今文化得以化干戈為玉帛，同臺競技，百家爭鳴，保證了中華文化的連續(xù)性和一體化，合力催生了新文化運動的誕生和思想的繁榮，以文化的覺醒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和政治的變革，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
小說最大的特色在于，沒有平面化地再現(xiàn)這些彪炳史冊的歷史文化人物，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立體形象地表現(xiàn)他們自身豐富矛盾的文化特質(zhì)。表面上看，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傳統(tǒng)知識分子是舊文化的衛(wèi)道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現(xiàn)代知識分子是新文化的先覺者，他們因為文化立場的差異而針鋒相對、唇槍舌劍。事實上，在他們身上都集中體現(xiàn)出中國“士”文化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陳獨秀身為“青年導(dǎo)師”，高舉科學和民族的大旗，以倡導(dǎo)新文化、宣傳新思想、培養(yǎng)新青年為己任，贊成學術(shù)尊孔，反對政治尊孔，卻無法改掉封建家長的專制作風，導(dǎo)致父子間多年隔閡；作為“首舉義旗的急先鋒”，胡適既崇尚美式的民主自由，又恪守中式的倫理規(guī)范，在新倫理和舊道德之間苦苦掙扎；拖著小辮子的辜鴻銘雖?；蕪?fù)古，心高氣傲，卻堅決高揚“中國人的精神”，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弊病，盡管對新文化不以為然，卻堅決不做落井下石的卑劣之事，持守名士風度。小說對這些新舊知識分子的群像描摹恰到好處、栩栩如生，既細致地勾畫出他們的鮮明個性，更深情禮贊他們所共有的錚錚風骨，正是由于他們自身的文化沖突與覺醒，直接喚醒了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鄧中夏、趙世炎、蔡和森等革命青年的自我意識，自覺對民族、國家和個人命運進行科學理性的認知和追求，才有了后來的新中國——這是一種精神的感召，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中國道路的選擇，是在曲折深重的失敗和屈辱中、在中外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一步步摸索尋找得來的。鴉片戰(zhàn)爭之后，經(jīng)歷器物革命、制度革命的相繼失敗，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共和名存實亡，到頭來中國還是積貧積弱的國家，在外交上更是備受欺凌、任人宰割，雖為戰(zhàn)勝國，卻“淚灑凱旋門”。面對經(jīng)濟、文化、制度、思想上的落后，迫切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提高中國人的素質(zhì)。由此，《新青年》擔負起開民智、造新人的重任，尋找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理論，來取代統(tǒng)治中國三千年的封建禮教。
是的，“尋找”正是這部小說敘事的核心動力。一群仁人志士殫精竭慮地尋找科學真理、先進文化，尋找拯救中國的新出路，雖九死其猶未悔。走美國道路，還是走俄國道路？選擇溫和改良，還是選擇暴力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無政府主義，還是選擇馬克思主義？作者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事實和歷史給予回應(yīng)：“強權(quán)戰(zhàn)勝公理”的屈辱，工讀互助社的失敗，病入膏肓、民不聊生的慘痛現(xiàn)實，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五四運動的爆發(fā)，工人階級走上政治舞臺等，無不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jié)合和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歷史必然性。誠如小說中李大釗所言明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chǎn)物，也是中華民族在追求復(fù)興的道路上不斷覺醒的必然產(chǎn)物。”共產(chǎn)黨的成立是“南陳北李”上下求索之后的選擇，更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正是文化的覺醒讓我們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一開始就明確“中國黨和俄國黨可以結(jié)盟，但不可以合體”，從而葆有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和中華文化的獨立性，百年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奮斗歷程，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道路選擇和文化覺醒的深遠影響與重大意義。
撫今追昔，不禁百感交集。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讓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和那些文化啟蒙的英雄獲得圖像化再生，而長篇小說《覺醒年代》則再次讓我們沉浸在字里行間，想象和體驗歷史風云與文化苦旅。當歷史行進到新時代，我們依然需要汲取的是“覺醒年代”的愛國精神和文化自信。正如作者龍平平所說：“愛國家，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傳統(tǒng)。愛國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行為。當精神演變?yōu)樾袨闀r，愛國就成為一種力量。這力量巨大無邊，能驚天地，能泣鬼神，能扭轉(zhuǎn)乾坤！上下五千年，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歷史文明的國家，蓋源于我們有愛國的傳統(tǒng)。愛國，是生生不息地長在中國人心里的不斷的根、不滅的魂！”
愛國是一種文化，文化是一種精神。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面對越來越復(fù)雜的世界格局，面對西方文化的步步緊逼，我們迫切需要再次召喚建設(shè)國家的愛國心和自覺心，需要更加堅定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這是新時代青年必須擁有的文化覺醒。社會主義絕不會辜負中國，中國也絕不會辜負社會主義。行進在宏闊而壯麗的新征程上，新時代的文化覺醒必將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