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節(jié)前夕，追憶新華社太行烈士
1942年6月2日，這天是黃君玨30歲的生日。面對敵人的步步緊逼，她抱著“寧死不當俘虜”的決心，縱身一躍，跳下萬丈懸崖，與出生僅3個多月的兒子永別。
太行山壁立千仞，清漳水緩緩流淌。
山西左權麻田西山上，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上鐫刻了這樣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有人以筆為槍不幸中彈、有人臨危不懼縱身跳崖……在1942年日本侵略者發(fā)起的“五一大掃蕩”中，40多名新華社新聞工作者壯烈犧牲，書寫了中國新聞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
尋找“戰(zhàn)地黃花”
深秋的太行山，金黃色落葉鋪滿山坡。
11月3日，記者一行向太行山深處的莊子嶺“道士帽”山挺進。
一個老鄉(xiāng)帶隊爬山。大家踩在落葉上一步三滑，稍不留神便會摔倒，必須時時抓著樹干，宛如猴子攀樹。滿眼的荊棘灌木叢一會兒扎到手，一會兒又鉤住衣服。沒人想說話，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氣聲縈繞耳邊。
終于到達山頂，記者緩緩直起腰，東找西瞧不見山洞。夕陽正在西下，不得不下山。記者返回左權縣城已是晚上9點多。
11月4日7點半，記者再次踏上尋訪路。
這次3個老鄉(xiāng)帶路，換路而行。路程明顯縮短，但卻十分陡峭。有的石階僅容一只腳，兩只手也只能扒著峭壁，而身后就是懸崖。攀爬一個多小時后，一個山洞映入眼簾。
站在洞口，記者心潮澎湃，這里就是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新華日報》（華北版）經理部秘書主任黃君玨烈士的跳崖處。
山洞并不大，有兩三平方米，前面是一條很窄的小路，上面是峭壁，下面為懸崖。由于道路陡峭，附近又有十余個山洞，長期以來黃君玨到底從哪里跳崖不能確定。記者花了兩天時間，從早找到晚，中途沒吃飯、沒喝水，最終根據多條線索，確定了這個山洞。
新華社職工黃君玨烈士資料照片。
與黃君玨一起藏身此洞的還有兩名女同事，她們不幸被兇殘的敵人用刺刀挑殺，其中譯電員王健犧牲時年僅16歲。
當地老鄉(xiāng)說山洞下面的半山腰處曾臨時安葬過她們的遺體。“俺爹還幫忙埋呢，老百姓邊埋邊哭。”75歲的歡峪溝村村民武郭鎖心里一陣發(fā)痛，流下熱淚。
離山洞最近的人煙便是“八路軍母親”李才清的故居。屋內老物件、老照片、獎狀、碑刻等無聲訴說著這位太行女杰對八路軍的恩情。李才清老人去世后，她的孫輩、重孫輩仍有人在這里生活。
64歲的郭懷生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回憶起奶奶講給他的往事：1942年侵華日軍發(fā)動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對太行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他們在莊子嶺一帶的山頂上“安營扎寨”十余天，搜查八路軍……
時光仿佛回到78年前。
在敵人掃蕩下，為縮小目標，減少犧牲，新華社人員化整為零分散隱蔽。黃君玨帶領韓醫(yī)生、電務科譯電員王健等曾經過李才清家，但她看到這里傷員較多，不想給老大娘添麻煩。6月2日，她們沿著記者尋訪的路，隱蔽在了這個山洞中。
“我奶奶攔她呢，但她看到這里傷員多，不想再添麻煩，就走了。”郭懷生說。
然而不幸的是，黃君玨三人藏身的山洞被侵華日軍發(fā)現(xiàn)，他們爬上山頂，用繩子將柴草吊下來，火燒煙熏。在敵人步步緊逼下，黃君玨向日軍開槍后，縱身跳下山崖。這天是她30歲生日。
黃君玨的丈夫王默磬在給岳父黃友郢的信中，訴說了妻子英勇犧牲的情況和他強忍傷痛、悲痛尋找妻子遺體時的情景：
夜九時，敵暫退，婿勉力裹傷蛇行，潛入敵圍，爬行至該山，時皓月正明，尋到遺體，無血無傷，服裝整齊，眉頭稍鎖，側臥若熟睡，然已心胸不溫矣。其時婿不知悲傷，不感創(chuàng)痛，跌坐呆凝，與君玨雙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覺君玨亦正握我手，漸握漸緊，至不可脫！迨山后槍聲再起，始被驚覺，時正午夜，負遺體至適當地點，以手掘土，暫行掩埋。
“得知三人犧牲后，奶奶挺后悔，覺得當時沒有攔住她們、保護好她們。”郭懷生說。
白天，侵華日軍常闖進李才清家問話，但她聽不懂也不吭聲。鬼子見問不出東西，一腳把她踹在地上，由于石頭房點不著，臨走時還氣急敗壞地點燃家里的一堆柴火。晚上日軍不出來時，李才清用被子把門窗堵上，熬粥熬藥，帶上柿子炒面，給山洞里的傷員們送。
11月4日拍攝的新華社職工黃君玨烈士藏身的山洞。記者曹陽攝
幾十年后，黃君玨的兒子黃繼佑也來到莊子嶺。他在洞口長久佇立，淚水無聲地流淌。默哀良久后，他在洞口照了一張相，作為永久的紀念。“我是懷著崇敬的心情去的，既悲痛又敬佩！”他說。
黃繼佑出生三天，便被寄養(yǎng)在了老鄉(xiāng)家，母親犧牲時他只有3個多月大，之后他的名字由王子倖改為黃繼佑（母親原名叫黃維祐），希望他將來繼承母親遺志。
一張父母合照是黃繼佑見到的最珍貴的母親遺物。直到大姑將這張合影送給他，他才看到母親的容貌：瓜子臉、短發(fā)、端莊秀美，大大的眼睛里透露著聰穎堅毅的神情。
黃君玨出生于湖南一個舊官僚家庭，然而優(yōu)越的家庭環(huán)境并沒有影響她對革命理想的追求。她15歲參加革命，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2歲在上海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工作，27歲與愛人一起來到華北太行敵后抗日根據地，從事戰(zhàn)地文化工作。
長大后，黃繼佑不斷通過母親的戰(zhàn)友了解自己的生母。當年日軍掃蕩時的一位幸存者程慶豐告訴他：“你媽媽有一支槍，她曾對我說寧死不當俘虜，她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死得英勇！”
78歲的黃繼佑身居北京，心系太行，曾多次到左權縣追尋母親足跡。“心愿是了卻不了的，無論來多少遍。”他說。
11月5日拍攝的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
突如其來的“鐵壁合圍”
今年97歲的房秉玉老人永遠忘不了78年前的那頓早飯。
遼縣（今左權縣）山莊村，那是《新華日報》（華北版）和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所在地。
同志們圍坐在一起，發(fā)現(xiàn)吃的不是焦小米、黑豆，竟是白面烙餅。“圓圓的烙餅吃了，咱們還要回這里來團圓。”大家這樣說著。
幾天前，他們接到消息，日軍又要來“掃蕩”。《新華日報》（華北版）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華北總分社社長何云組織大家埋藏機器和各種物資，兩晝夜完成了堅壁清野的任務，同時疏散婦孺病號，進入臨戰(zhàn)狀態(tài)。
日軍的“掃蕩”，他們此前已經歷過多次。
1940年8月下旬開始，為期三個多月的“百團大戰(zhàn)”，八路軍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太行根據地成為華北抗戰(zhàn)的橋頭堡，遼縣因是八路軍總部、一二九師師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駐地，成為華北抗日的指揮中心。但同時，這里也成為日軍的“眼中釘”。
今年已經102歲的劉江老人說起這些往事，仍歷歷在目，感慨萬千。當時24歲的他是《新華日報》（華北版）的校對員。“以往敵人來‘掃蕩’，大家在山上轉幾圈，二十多天就又回來了。”吸取以往反“掃蕩”經驗，他們將大型印刷機器埋了起來，但帶了一部電臺和一部鉛印機，準備一邊戰(zhàn)斗，一邊出報。
1942年5月25日拂曉，何云帶領報社200多人馬撤離山莊村，翻過東山，向莊子嶺一帶轉移。
劉江是十名戰(zhàn)斗員之一，配了一支步槍先行開路。他記得，25日天亮后，大部隊趕上來，到達十字嶺下的南艾鋪一帶，剛用行軍鍋煮了一鍋小米飯，前方就傳來消息，敵人正在逼近！
顧不上吃飯，大家把飯各自帶上，走出不到幾里地，就聽到了炮聲。
“上萬名非戰(zhàn)斗人員，一字長蛇陣，在山間小路上行進。這次，我們陷入敵人合擊圈，被重重包圍，當時六架敵機擦著山頭低飛，瘋狂轟炸掃射。重要山頭都被敵人火力封鎖，機槍聲如驟雨一般。”時任《新華日報》（華北版）記者李莊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
整個十字嶺陣地塵土蔽日，硝煙彌漫。在這次突圍中，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以身殉國。
顯然，這次的“掃蕩”與以往不同。戰(zhàn)后由日本防衛(wèi)廳編寫的《華北治安戰(zhàn)》中記錄了日軍當時的行動計劃：“對于在晉冀魯豫邊區(qū)建成華北共軍主要根據地的第十八集團軍和第一二九師，以及在太行山南部地區(qū)活動的中央軍第二十四集團軍和第二十七軍，自5月中旬到7月下旬連續(xù)進行作戰(zhàn)，將共軍根據地設施的大半予以摧毀，并粉碎中央軍。”
為實現(xiàn)計劃，他們派出了“特別挺進殺人隊”。這群精選的100名士兵，穿便衣，偽裝成民兵或八路軍，自帶干糧，晝伏夜行，繞過村屯，爬山越嶺，潛入遼縣八路軍所在腹部地區(qū)，刺探軍情。
從5月下旬開始，日軍從同蒲、正太、平漢等鐵路沿線據點，糾集了兩個師團和兩個混成旅團以及大批偽軍共3萬多兵力，并出動飛機多架配合輪番轟炸，先向太行山北側，后向太行山南側地區(qū)，進行所謂“鐵壁合圍”。
“敵人非常狡猾，如果遇到主力部隊，則聚而殲之，如果是后方黨政機關，則將其部隊散作扇形，如同梳頭似地反復搜索，名之曰‘篦梳掃蕩’。”劉江說。
面對敵人瘋狂圍剿，何云帶領報社同志輾轉周旋。27日下午，何云召集大家開會決定化整為零，分頭行動突圍。報社分了三小隊，何云帶領編輯、報務員等10人準備找大部隊堅持出報，副總編陳克寒帶著10名記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圍并隨軍采訪，編委史紀言帶領劉江、房秉玉等60人就地打游擊。
最終，陳克寒一路順利突圍出去，而何云這路卻遭遇敵軍。
“一武一文”之何云
夜深了，油燈下，一個瘦弱的身影還在工作。只見他蒼白的臉上發(fā)著一層油光，兩眼更加凹進去了，手不停地揮動著毛筆，寫稿，寫稿，大小問題一大堆塞滿了他的腦際，使他不知道疲勞，不知道休息。
這是吳青腦海中關于丈夫何云記憶最深刻的場景。
何云，原名朱士翹，1905年生于浙江上虞縣朱巷鄉(xiāng)（今上虞區(qū)永和鎮(zhèn)）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3年，因在上海組織了抗議日寇進攻華北的群眾大游行，他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后被判無期徒刑，投入中央軍人監(jiān)獄。在監(jiān)獄中，他自學德語和世界語，不怕把牢底坐穿。1937年，經過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大批政治犯被釋放出獄。何云在這時也恢復了自由。
1939年1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何云在太行山區(qū)創(chuàng)辦了《新華日報》（華北版）。
清瘦，這是報社同志在描述何云時提到最多的。4年的監(jiān)獄生涯，對他的身體造成了極大摧殘。兩條腿由于常年戴著腳鐐，走起路來已經有些羅圈。
作為校對員的劉江和何云接觸較多。“每天晚上9點鐘，我拿著報紙大樣去給何云看。他看得很仔細，大概40多分鐘后，就拿紅筆改出來了。”劉江說，何云很嚴肅，卻不輕易批評人，大家都很尊敬他。
1941年12月，太行山上舉行了一場簡樸的婚禮。何云穿一身軍裝，瘦瘦的身材；吳青是八路軍總部的秘書，也是一身褪色的軍裝。
然而，不到半年，這對新婚燕爾的夫妻就永遠分離了。
1942年5月日軍大掃蕩時，為了減小目標，何云帶領幾位同志轉移到遼縣東南大羊角村附近，還架起電臺，抄收延安新華社電訊。
在翻越亂石斷崖的陡坡時，同志們擔心他的身體經受不住，提議給他派兩個同志專門隨從他走，但他堅決不同意，操著浙江口音說，“那我不僅成了同志們的累贅，而且還變成了‘山大王’。”最后，他只同意讓警衛(wèi)員王保林一人跟著。
28日黎明，敵人又開始搜山。何云帶領幾位同志正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掩蔽，不幸被敵人發(fā)現(xiàn)。“不要把子彈打光，留下最后兩顆，一顆打我，一顆打你自己，我們絕不能活著當俘虜。”面對敵人的瘋狂射擊，他沉著地對身邊同志說。
這時，一顆子彈射來，何云被擊中，身負重傷。當醫(yī)護人員前來搶救時，他已奄奄一息。但他睜開無力的眼睛，對醫(yī)生說，我的傷不重，快去搶救倒在那邊的同志吧。
當醫(yī)護人員返回來時，他的心臟已停止了跳動。那年，何云38歲。
半個月后，吳青才聞得噩耗。悲痛之余，耳畔似乎聽到丈夫溫和而深沉的聲音：“你要堅強些！在斗爭中，同時也需要必要的忍受，忍受也是斗爭性的一種表現(xiàn)。”
何云犧牲后，劉伯承將軍曾悲痛地說：“實在可惜啊！一武（左權）一文（何云），兩員大將，為國捐軀了。”
楊尚昆同志在1942年9月4日《新華日報》（華北版）上發(fā)表的《悼何云》一文中說：接著左權同志殉國哀訊傳來的是何云同志在太行山上反“掃蕩”戰(zhàn)爭中犧牲的哀訊，一個人的生死固不足可惜，何況死在為祖國獨立自由而戰(zhàn)的疆場上，這是何等光榮啊。然而何云正在壯年，黨所給予的任務尚待竭力完成，今竟不幸犧牲，這確是一個損失！
悲壯的一頁
日軍的“掃蕩”還在進行。
在敵人嚴密包圍、反復搜山的險境中，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同志們集合了被沖散，沖散了又集合，組成了眾多不固定的戰(zhàn)斗小組，每個小組三到五人。大多數同志三五天吃不到一餐飯，喝不到一點水。有些同志口干唇裂，舌頭粘在嘴里，話都說不清了。
危難時刻，當地的老百姓對他們伸出了援手。
一天晚上，劉江和十多位同志借著月光來到一個村子。只聽得村內人聲嘈雜，孩童喊叫，他們判斷應該是群眾外逃后回家。
走進一戶農家，一位50多歲的老大娘正在燒火做飯。看到他們進來，也不驚慌，伸手就從炕上的口袋里盛了一大碗炒面。“來，把衣服換了好行動。”大娘看他們穿著八路軍的衣服，麻利地從一口大甕里抓出些破舊衣服。
在大娘家的第二天晚上，有人回來說，山那邊有個新華社記者掛彩了，兩天兩夜沒吃飯，現(xiàn)在還在山梁上掛著。
于是，劉江他們趕緊拿上梯子當擔架，在大娘三兒子的帶領下來到了北山。到了一看，受傷的原來是史紀言，他正赤身面向背陰土坎，微微張口，呼吸土層上的一點濕氣，以減輕唇裂舌焦的痛苦。他的左腿受了重傷，黑色的血痂，在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
“大伙一看那情景，都掉眼淚了。”再一次回憶當初，記者眼前的這位百歲老人又一次潸然淚下。
“你們害怕過嗎？”在采訪劉江、房秉玉等人時，記者曾這樣問過。“我們都是自愿來參加革命的，早就有思想準備了。”他們這樣說。
從25日始及以后幾天內，40多位新聞戰(zhàn)士永遠地留在了太行山上。
1986年5月28日，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在麻田西山舉行揭幕儀式。人們簇擁在紀念碑的周圍，向長眠于此的英烈們默默致哀。紀念碑上，密密麻麻刻滿了這些英烈的名字。
他們中最小的魏文天是《新華日報》（華北版）勤務員，只有13歲；年齡最大的炊事員牟忠衡，50歲。青年詩人高詠，曾發(fā)表過《隨糧帶征》《春天》等長篇小說，年僅22歲；負責印刷工作的董自托，曾與王亞平、臧克家等同志共同創(chuàng)辦黨的秘密刊物，年僅32歲……
同黃君玨藏身于同一個山洞中的王健只有16歲。
“我們在同一張桌子上辦公，我是報務員，她是譯電員。”房秉玉還記得，準備突圍的當天晚上，他還曾去找過王健，問她要不要和他一起走。但王健說，她要照顧剛生產完才3個月的黃君玨，要和她在一起。
王健是河南修武縣方莊孫窯村人。她12歲就離開河南，隨軍北上山西。1940年，她被調到《新華日報》（華北版）電務科做譯電員。報社、分社的許多新聞稿都是由她譯發(fā)延安新華總社的。
那天之后，天人永隔。王健被敵人殘忍殺害。
20世紀80年代，房秉玉還曾去王健的老家河南，找到了她的姐姐。當時，她的母親已經去世。王健的姐姐告訴他，母親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將妹妹的遺體找到。
為此，房秉玉又回到左權、涉縣多方尋找，但卻未果。這也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這一大批新聞戰(zhàn)士，大都是二十來歲的熱血青年。他們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憧憬，向往著明天的新中國。但在這一次反“掃蕩”戰(zhàn)斗中，40多位鮮活的“新聞人”犧牲，他們用鮮血書寫了中國新聞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
“2450 5478 4357就是新華社”
“滴滴答，滴滴滴滴答……”遼縣山莊村一農家四合院內，19歲的房秉玉正在接收延安新華總社的電報。
“2450 5478 4357就是新華社，0554 0079 7193是北京電。”已經過去70多年了，這一串電碼他仍爛熟于心。
而當初的那個小院落，如今人去院空，土坯墻有些傾斜。記者看到，院門上黑色的木門板和別家有些不同，有兩個方洞。村支書曹付才說，這塊木板可能是當時的某種印刷機器的一部分。他曾見有來這里尋訪的老者，手撫摸著門板，老淚縱橫。
曹付才告訴記者，這個院子地下是空的，有兩處入口可通往地下，一處在院落一角、一處在驢圈里，應該是當時新華社人員轉移機器的地方。如今，入口處已堆滿了各種雜物，無從下去。
1938年秋季，黨中央決定在晉東南創(chuàng)辦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從而在廣闊的華北戰(zhàn)場上，開辟一塊緊密配合軍事斗爭的新聞陣地。12月，何云率領原《中國人報》的部分人員，以及他剛從西安帶來的幾位新聞工作者和十幾個印刷工人，帶著一臺鉛印機，著手籌備《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創(chuàng)刊工作。
1939年元旦，《新華日報》（華北版）創(chuàng)刊號出版，何云被任命為社長兼總編輯。在發(fā)刊詞中，他鮮明提出，本報“成為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各愛國同胞之共同喉舌”，是“鼓勵前進的號角”，“愿做華北文化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創(chuàng)導者與組織者”。
1939年10月19日，經北方局決定，所有華北戰(zhàn)報和新聞，用“華北新華社”的電頭向延安新華總社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播發(fā)。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華社華北總分社，何云兼任總分社社長。報社和通訊社合署辦公。
“我們電務科有10多個人，好幾部機器，從下午2點到晚上2點，一直在接收新聞。一個人堅持不下來，腦子受不了。2個小時換一次班。”房秉玉說。
在烽火連天的戰(zhàn)場上，這些新聞人出生入死，奔波于激烈的“掃蕩”與反“掃蕩”斗爭前線。為適應游擊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報館裝備輕型化，全部印刷器材，連同電臺、紙張、油墨，只需要三四匹騾子就可以馱走。何云風趣地說，咱們是“背著報館打游擊”。
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報紙和通訊社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何云在《華北“新華”第二年》一文中寫道：在“百團大戰(zhàn)”中，我們是曾經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了自己應盡的力量。我們曾搜集一切捷報，重新寫作與編排，務使新聞精彩壯麗，不致埋沒這些輝煌的戰(zhàn)功。我們曾派若干記者同志，隨軍行動，深入敵占區(qū)，務使真正能夠反映這一歷史的偉績……我們正把“百團大戰(zhàn)”的偉大戰(zhàn)績，迅速散發(fā)捷報，以期飛快地深入民間。我們還寫作了不少通訊，介紹到大后方，介紹到國際間去。
朱德總司令對報紙給予了高度評價：“一張《新華日報》頂一顆炮彈，而且《新華日報》天天在作戰(zhàn)，向敵人發(fā)射出千萬顆炮彈。”
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太行山下，清漳河畔。
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背靠千仞絕壁，面向東方，那是這群新聞烈士曾經戰(zhàn)斗、犧牲的地方。碑的正面鐫刻著楊尚昆同志的題詞：“太行新聞烈士永垂不朽。”左側面鐫刻著陸定一同志的題詞：“一九四二年五月，華北新華日報社社長何云同志等四十余位同志壯烈犧牲，烈士們永垂不朽。”
紀念碑護欄南側，有一座穹頂墳塋，與之平行并列，是《雞毛信》的作者華山老先生的物冢。依照華山遺囑，家人將他的一部分骨灰和生前用過的鋼筆、眼鏡送回這里，與曾經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們一起長眠。
今年78歲的趙天慶老人時常會來紀念碑前看一看，用笤帚把落葉清掃干凈。1985年，他和村里的三四十名青壯年曾參與修建紀念碑，“修了條小路，用板車把石頭一塊塊拉上去的。”老人說，“村里有這個碑，覺得很光榮。”
“每逢清明節(jié)、農歷十月初一，村里會組織黨員活動，敬獻花圈。每年還有萬余人前來緬懷先烈。”紀念碑所在的西山村村委會主任趙龍兵說。
山莊村的《新華日報》（華北版）和新華社華北總分社舊址所在的院落內，那群新聞人曾經滿懷理想干得熱火朝天的場景不再，枯黃的樹葉落了滿地。
在這里，記者碰到了88歲的老人李更的。“當年有一個姓李的，在這里生下一個孩子，你們認識嗎？”老人看著我們，問了一遍又一遍。村干部說，老人耳朵已經聽不清，但只要有人來參觀，總會來問一問。
據說，這位老人小時候曾給住在這里的新華社的同志們拾過柴火。不知他與這位“姓李的”之間有過怎樣的故事，讓他70多年念念不忘。
戰(zhàn)爭雖已遠去，但人們追尋紅色基因的腳步并未停歇。
49歲的左權縣史志研究室主任張俊平致力于尋訪、還原那段歷史。
何云的后代在哪里？左權縣與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qū)聯(lián)系，經上虞區(qū)黨史研究室和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多方打探尋找，得知何云唯一的女兒尚健在，已92歲高齡。2018年8月，張俊平等人前往上虞拜訪徐如珍老人。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何云與吳青結婚后，無子女。但是早在1925年，何云有過一次婚姻，與鄰村姑娘徐文英結合，1927年12月女兒出生。身為革命者，何云自知遲早會遇到麻煩甚至丟掉性命，怕連累家人，于是一份休書，托人把妻子送回娘家，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托付親人撫養(yǎng)。從此，女兒改姓母親姓。一直以來，徐如珍老人是何云烈士唯一女兒的信息只有親戚們知道，未被組織正式確認。但對自己烈屬身份的認同，成為老人心中的渴望。
在左權縣和上虞區(qū)兩地黨委政府部門的積極推動下，2018年9月18日，一份遲來的《烈士遺屬優(yōu)待證》交到老人手中，她在政治上、經濟上享受到烈屬的待遇。2020年2月28日，老人去世，享年94歲，左權縣敬獻了花圈。
“老人等待了一輩子，我們完成了她的心愿，非常有意義。”張俊平說，老人雖然沒有享受到父愛，但對父親充滿思念和崇敬之情，她教育兒子繼承祖輩遺志，參軍報國。
近日，以黃君玨為原型的新編晉劇《戰(zhàn)地黃花》在山西上演，觀者無不落淚。“我要向外沖，換得新華綻芬芳，我要向外闖，傾盡滿滿血一腔，笑迎新中國，戰(zhàn)地染黃花！”一曲唱罷，黃君玨縱身跳崖，壯烈犧牲。
太行硝煙遠去，烈士精神永存。 （記者趙東輝、王菲菲、王學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