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體現(xiàn)在多個方面,河湟地區(qū)目前發(fā)現(xiàn)的古遺址中,西寧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海東市樂都區(qū)、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互助土族自治縣,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南縣、同德縣、共和縣等地的大量古遺址表明,5000多年以前,河湟地區(qū)就有人類文明的痕跡。而中華文明延續(xù)中的河湟元素,以伏羲、炎帝、神農(nóng)為代表的神話,折射著漢羌分化的歷史進程。洪水神話中古代先民對于遠古生活的追憶和描述,生動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發(fā)展中的河湟傳承,在中華文明交融中,河湟同青海一起,在漢唐詩歌中成為具有獨特而鮮明意象的地域符號……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河湟印證
中華上下5000年。也正是5000年前,河湟地區(qū)的原始人群已開始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從砍伐林木、清理場地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鏟、收割用的石鐮,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盤、石磨棒,一應俱全,制作精致。
專家利用C和N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對黃河上游的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宗日遺址墓葬中的人骨骨膠原中的C、N含量作食譜分析,顯示宗日先民種植我們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時也攝取一定量的動物肉食,過著以粟、黍等為主食而漁獵為輔的生活。
在宗日遺址14號灰坑中,出土了一組骨刀叉,這組餐刀叉,跟我們現(xiàn)在用的西餐刀叉勺形狀是非常接近的,大小也差不多。專家認為應是當時人們進食的餐具。而刀叉勺配伍形式,完全與今天的西餐餐具的配伍形式完全一致。在喇家遺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條就是粟,即小米面制成。
湟水流域面積1.6萬平方公里,僅占青海全省面積的2.2%。今天這里依然是一片肥沃之地,養(yǎng)育了全省61%的人口。我們俯視河湟谷地,村莊、農(nóng)田、土坡、河汊,甚至我們認為今天都不適合生存的淺山、腦山都散布大量的史前遺跡。僅在日月山以東的地區(qū),分布的史前文化遺址就多達300余處。
這里有新石器時代的大通上孫家寨、樂都柳灣、腦莊,民和核桃莊、陽洼坡,貴南尕馬臺,循化蘇乎撒、同德宗日遺址;有銅石并用時代的樂都柳灣、貴南尕馬臺、大通上孫家寨、民和清泉遺址,西寧沈那遺址;有青銅器時代的民和核桃莊、樂都柳灣、大通上孫家寨、互助張卡山、共和合洛寺遺址,以及極具本土特征的卡約遺址。它們因出土了眾多精美的彩陶而享譽世界。舞蹈彩陶盆、雙人抬物彩陶盆、人頭像彩陶壺、方形彩陶器、彩陶靴,大量的蛙紋彩陶罐、提梁罐、鸮面罐……都是彩陶藝術中的精品。而彩陶上古樸簡約的紋飾無不印證著河湟先民的創(chuàng)造力、審美能力。
青海彩陶完美地串起了一幅早期中國從蠻荒到青銅時代的文明全景。
中華文明延續(xù)中的河湟元素
中國最早的先民是羌人。華夏的誕生,其實始于漢羌分化。中華人文之祖伏羲、炎帝、神農(nóng)代表的神話,折射著漢羌分化的歷史進程。今天,分子人類學專家們通過基因圖譜,找到了遠徙路線和分化的時間點。
羌即是“羊”“人”二字的組合。故《說文》曰:羌“從人從羊”,釋為“西方牧羊人”。廣義的羌是指中國西部的牧羊民族,狹義的羌就是那些把羊從中亞帶到中國的人。
羌人最早是向東方地區(qū)遷徙,沿著黃河、涇河、渭河一路向東方遷徙,與當?shù)赝林诤?,形成最早的夏人,他們的名字有很多,如伏羲、女媧、神農(nóng)……
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在總結(jié)羌人對中華民族重大貢獻時指出,在中國文字中許多表示好的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饈、善、義、羲等,都曾與羌人有關,是對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華夏文化的初源的遺存,意味著羌人確實創(chuàng)造了最初的華夏文明。
夏河是甘青交界、黃河上游的一條支流。夏河水源于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流入甘肅境內(nèi)臨夏回族自治州夏河縣。臨夏以瀕臨大夏河得名。臨夏境內(nèi)曾設大夏縣,臨夏地理上屬于河湟的一部分,夏河縣是著名的藏傳佛教拉卜楞寺所在地,曾是枹罕羌活動重要的中心區(qū)域。顧頡剛弟子李文實先生在《夏禹傳說與大夏地理》中對夏字給予絕妙的解釋,開始引起了我對臨夏地區(qū)地名的關注。他說,藏人(即羌蕃人)稱漢人為“嘉”者,或源于夏代,也就是羌人與夏人共處之時,按“夏”的讀音而形成的,“嘉”即“夏”之譯音。同理,“嘉”是“羌”之譯音,藏族先民將漢人稱為“夏”,“夏”為“羌”。羌,不過是一個不斷變動著的稱號。
羌人真正的遷徙,是沿著黃河進入中原大地的,這是地形、氣候等因素決定的。積石山縣大河家是黃河流出青海接納的第一個城鎮(zhèn)。大河家作為地名,漢語應該是一種誤解,它實際是大夏的轉(zhuǎn)音,大河家、黨項是大夏的不同音譯。我們可以大膽設想,最初以夏河為區(qū)域的羌人(禹夏,可能包括黃帝)東移,遷土于華,“夏”化“華”,形成了最初的華夏人。“夏”衍生出夏河,“華”衍生出華山,后人指夏為是高度文明的地區(qū),“華”指為被夏文明高度浸潤的人。禹夏、華夏,以至大夏,曾從黃河河曲遷徙到寧夏平原建立大夏國,史稱西夏的黨項羌一段時間曾活躍在夏河及大河家地區(qū)。
中華文明發(fā)展中的河湟傳承
洪水神話是古代先民對于遠古生活的追憶和描述。洪水神話不僅在世界各地以故事的形式流傳下來,而且基督教的《圣經(jīng)·舊約》中更把它作為上帝神諭被神秘化了,實際上,這些洪水神話都在重復著一個母題,它就是人類世界的生而復滅。
4000年前,一場地震襲來,夏季降雨與融雪重疊形成洪水將積石山下一段古老文明徹底沖毀。喇家遺址十分難得地保留了史前古地震、古洪水等多重災變遺跡,揭示出了4000多年前因地震、洪水接踵而至把“羌人村落”徹底摧毀的過程,直觀地再現(xiàn)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tài)。
古老的大河家鎮(zhèn)與民和縣官亭鎮(zhèn)喇家遺址隔河相望,無疑開啟了大禹故里的秘密。
在這座遺址中,無論是窯洞式的聚落形態(tài)、特殊的地面建筑、聚落外圍的寬大壕溝、區(qū)域中心的廣場和祭壇,還是禮儀用的玉器、巨大的石磬、精美的彩陶和漆器、成組合的生活陶器、房址里的壁爐等等,都有力地證明了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巨大聚落,當時已經(jīng)進入初期文明階段,或者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王權(quán)或其雛形。
什么情況下才能筑壇?什么人才有權(quán)力筑壇?祭壇作為國家的圣壇,只有王權(quán)確立,由王者決定才能筑壇。把喇家遺址上的大型祭壇遺址與出土的黃河磬王、大型玉刀等重器聯(lián)系起來,應當肯定的是,這是王之壇,是國之壇。“黃河磬王”作為一件被賦予高貴地位、象征王權(quán)的神器。這件神器在象征軍隊指揮權(quán)的巨型玉刀和財富標志的玉璧等重器的簇擁下,那種顯赫和威儀的確令人驚嘆。我曾對4000年前喇家地震、洪水等多重災難痕跡研究后最早提出,喇家就是中國治水英雄大禹的故里。為什么講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喇家或許就是禹都所在。
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吳慶龍博士及其研究團隊在Science上發(fā)表文章,認為公元前1920年青藏高原東部的一次強烈地震造成了堰塞湖的形成,隨后堰塞湖的潰決引發(fā)了黃河中下游流域出現(xiàn)特大洪水,大禹的成功治水進而開啟了夏王朝的建立。專家從甘肅省烏鴉洞中采集了4根石筍進行年代測定以及氧同位素(δ18O)分析,石筍記錄的年代與之前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所推斷的夏朝開始的時間一致,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洪水事件以及夏王朝的真實性。
中華文明交融中的河湟貢獻
如同羌笛一詞,自古以來,河湟同青海一起,在漢唐詩歌中,成為具有獨特而鮮明意象的地域符號。“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長天空闊,天邊灰白色的積云不是成朵而是成帶成陣,皚皚雪山威嚴在云陣之上。唐代邊塞詩無疑具有濃郁的漢代情結(jié),以漢代唐,出征的軍隊稱為漢兵,將領稱為漢將,邊塞稱為漢塞,就連天上的月亮也稱為漢月。不僅如此,一般的邊塞詩在提及事物時,也往往沿襲漢代的稱謂。這種漢代情結(jié)既是對歷史的繼承,又是對歷史的超越。經(jīng)濟繁榮,國力強盛,使得唐代邊塞詩發(fā)展至頂峰時期,強大的邊防,無疑展示了高度的政治和文化自信。一批批文人投筆從戎,赴邊求功。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王維的“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城。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jīng)。”岑參的“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都抒發(fā)了為國出力、建立功業(yè)的豪情壯志。自唐太宗起,河湟所在的隴右更是唐朝征戰(zhàn)吐蕃、回鶻、突厥、阿拉伯帝國的主戰(zhàn)場,為了加強統(tǒng)治,唐政府一方面在這里大肆擴充駐軍。“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另一方面,還在這里屯田積谷,保證對蕃作戰(zhàn)上的后勤保障。大唐極盛時,以鄯州城(樂都)為中心的隴右道“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連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都歸其管轄,囊括的面積比今天青海、甘肅、寧夏和新疆四個省區(qū)還要大,擁有當時舉國面積的三分一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唐朝氣象遠播,化為一曲唐詩“黃河(河湟)遠上”。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這首詩是一幅西北邊疆壯美風光的畫卷,又是一首對出征將士滿懷同情的怨歌,引人遐想,耐人尋味。青海遠望,邊塞孤城,烽煙滾滾,皚皚雪山,鐵蹄錚錚,鼓角爭鳴,唱不盡的征伐之歌。河湟邊塞詩作為唐代詩歌的主要題材,是唐詩當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豐富、藝術性最強的一部分?!度圃姟分?,邊塞詩約2000首,而其中1500首與大西北有關。在《全唐詩有關吐蕃資料選輯》中收錄了60位詩人的詩歌218首,在這其中,涌現(xiàn)出了許多以河湟為意象的邊塞詩歌。尤其用樂府舊題來進行翻新的創(chuàng)作,參與人數(shù)之多,詩作數(shù)量之多,為前代所未見。高適的《燕歌行》、岑參的《白雪歌》《走馬川行》等七言長篇詩行代表了青海邊塞詩雄渾、磅礴、豪放、浪漫、悲壯、瑰麗的美學風格,王昌齡的《出塞二首》《從軍行》、王之渙的《出塞》、王翰的《涼州詞》,更被譽為邊塞詩不朽之作。從唐代顧非熊“諸侯持節(jié)望吾土,男子生身負我唐?;赝L光成異域,誰能獻計復河湟?”到宋代蘇軾“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何當請長纓,一戰(zhàn)河湟復。”從明代解縉“八千里外客河湟,鳥鼠山頭望故鄉(xiāng)。欲問別來多少恨,黃河東去與天長。”再到清代龐塏“十石角弓鐵兩襠,邊烽未靖守河湟。男兒須向沙場死,不上山頭望故鄉(xiāng)。”河湟的概念,雖然構(gòu)建自漢代,但自唐代以來離不開中國人對“河湟”作為故鄉(xiāng)人文素地的守望。唐代“四海一統(tǒng)”那種以強調(diào)戰(zhàn)略價值為目的的“放大”的河湟,無疑成為中國人心中的精神原鄉(xiāng)。